胡亮宇 | 无边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经验和问题意识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

[英]马克·费舍 著，王立秋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专栏

社会关注

作者：胡亮宇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导读】马克·费舍（Mark Fisher）是英国著名学者、文化批评家，生前出版多部著作，长期在公众媒体、互联网上发表大量文化评论文章，具有公众影响力。本文围绕其最近出版的中译本《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讨论费舍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的深刻思考，并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尝试经验性地探讨和回应他的批评事业，并建立他的思想与今日世界可能发生的对话。

【关键词】马克·费舍  文化研究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如果马克·费舍还在世的话，他多半会同意，阿多诺“错误的生活无法过得正确”的断言，完全可以用来描述自己作品的核心主旨。可以说，他毕生的写作都围绕晚期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处境所展开。他长期关注文化领域，尝试通过批评事业鼓励人们思考自己的生活，在困境中突围。其中，《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是他生平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在2009年首次出版后，此书迅速获得极大反响，2024年，中译本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1]

6年前因抑郁症离世后，费舍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关注。他的名字似乎总是和互联网联系在一起，除了其长期耕耘的个人博客“K-PUNK”之外，今日在Youtube、哔哩哔哩等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关于费舍的视频，分享和传播他的思想。人们在纪念这位理论家的同时，也在以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延续着他的问题和讨论。当然，他的流行本身似乎也成为值得关注的现象。其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在他影响深远的批评事业外，费舍的写作总是能够直接牵动人们的情感，特别是那种普遍的“衰落感和没落感”，在费舍的书中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用亚历克斯·尼文所作的序言和中文译者王立秋的话说，费舍能够说出“很多人感觉到却几乎没有人能用言语来表达”的能力，而在一个激进政治退潮的年代，这一能力本身便蕴含了“激进的力量”[2]24。

从20世纪80年代肇始的新自由主义剧变中一路走来，面对文化的起落，马克·费舍的批评实践既出于理性的思辨，更是基于自身的身体和情感经验。所以在他的作品中，理论和现象保持了紧密的联系。那么纪念这位理论家的最好方式，便是在分享问题的同时，动用自身的经验和情感去理解和回应他的写作。因为今天的世界，仍然被费舍所描述的状况所牢牢地覆盖着。英国、中国乃至世界，仍然能够有效地分享着某种并不遥远的“同时代性”。

01

何谓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由9篇短小的论文组成，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展开，那就是近三四十年来资本主义对社会真实问题的压抑，对想象力的剥夺所造成的文化停滞，以及人们在这一处境之中的精神状况。

费舍的写作有着较为明确的历史语境，即2000年到2010年前后的英国社会。这一时期的变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世界范围内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几乎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正如英文标题所暗示的，人们关于未来的想象中，似乎除了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模式之外，已毫无替代性（no alternative）可言，套用詹姆逊那句广为人知的名言，“设想世界的末日要比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更加容易”。二是在英国国内，以托尼·布莱尔为新任党魁的工党，开始进一步走所谓第三条道路的“中间路线”（Middle Way），放松对各种企业的监管，在国家政策层面“去社会主义化”“去左翼化”，在医疗、教育等领域推行私有化，提高教育费用，同时削减文化、艺术、教育领域的公共财政支出，配合美国出兵伊拉克等，进一步背离工人阶级的政治传统，甚至逐渐转向新自由主义立场。

费舍在书中对布莱尔政府的尖锐批评，让笔者回忆起一段印象深刻的记忆，2011年刚到英国读书时，曾经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附近的咖啡馆的洗手间里，看到掀开的马桶盖内侧，赫然写着一行字——“Tony Blair was born here”（托尼·布莱尔出生在这里）。那正好是费舍写作《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年代，这一匿名的嘲讽，也反映了本书所描述的普遍社会情境。而费舍捕捉到了更多，在他的眼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重大伤害发生在文化层面。他察觉，文化进入了一种“不育”的状况：看上去热闹非凡，但事实上没有新事物诞生，一切再生产都成为对过往形式的重复。阿方索·卡隆《人类之子》（2006）的故事设定就是这个时代的经典隐喻：人们失去了生育的能力（不管是字面上的还是象征层面的），而艺术正在如垃圾般消逝。文化的推陈出新之所以难，原因在于在冷战时代结束后，资本主义对于历史终结的想象和话语，造成了创造力的持续损毁。将这一判断继续向前推进，费舍得到的观察，则是他在2014年的著作《我生命中的鬼魂：关于抑郁症、幽灵学与失落的未来的写作》（Ghosts of My Life: Writings on Depression, Hauntology and Lost Future）中的经典论断：未来被缓慢地取消了（the slow cancellation of the future）。文化上层出不穷的复古，都是对这一状况的创伤反应。

 因此，费舍笔下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并不是在文学理论的层面上展开，不是最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通常表现人和环境对抗关系的创作方法或美学原则，而是用于描述一种他自己在历史中所经验到的弥散性的文化状态、文化逻辑、文化氛围。所以不难发现，费舍的理论工作，很大程度上发展了詹姆逊和齐泽克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思考。但与詹姆逊提出后现代主义理论时相比，当时冷战尚未结束，“资本主义至少在名义上还有政治上的替代选择”，而如今，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庞然大物。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词语所描述的现实中，一切替代性和超越性都不复存在，一切携带信仰的、有意义、有乌托邦面向的事物，通通被“自然化”为没有情感联系的物质交换。长此以往，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奇怪地呈现出一种保护机制，它“避免人们产生不必要的联想”，避免让人们受到信仰的诱惑，从而将一切继续降格为人造物和商品。正如其所言，“资本主义就是信仰在仪式或象征层面崩溃后剩下的东西，而剩下的，只有在废墟和遗迹中跋涉的消费者—旁观者”[2]9。这些不育的、灰烬般的溃散物，又不像本雅明或者阿甘本意义上的废墟或失修物那样包含着变革的历史潜能，它们只是资本的复制再生产，表现为对往日的拼贴、怀旧和复古。此外，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甚至还包含了自身的批判，它有效地设计了人们的预期，规划出了对自己的批评，将自身变成一种“反神话的神话”。于是一个熟悉的场景是，人们陷入了犬儒的局面，每一次人们识别出资本主义，就会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追问：“是的，现实就是如此，然后呢？”[2]19然后，就是费舍那令人心惊肉跳的断言：“在这里，成功也意味着失败，因为成功仅仅意味着，你是喂养系统的新肉。”[2]17在费舍那里，整个世界已经不可救药地开始了“索多玛化”，而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状况。

02

作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核心场所的学校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非神秘化、取消意义的能力，类似于罗兰·巴特描述的神话学的功能，它在抽空历史、取消伦理和价值的范畴的同时，把一切自然化和商品化，并重新制造为“自然”或“现实”。在费舍看来，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发挥着和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相似的功能，它压抑着诸多实际上已经真实发生的灾变/征兆。而在左翼运动溃败的时代中，激进政治唯一的出路就是去暴露这些脆弱的位置，并将其充分政治化，以寻求新的历史可能性。

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费舍指出了三个可以突破的关键点位，分别是环境破坏、精神健康、官僚主义。首先，全球范围内环境的恶化，暴露了资本主义有关无限发展的允诺和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它的政治和社会构造在面对环境恶化这一问题上的绝境，不断通过大众文化自我暴露出来。在动画电影《机器人瓦力》中，机器人对未来的设想，并不是彻底改变资本主义掠夺性、损耗性的发展模式，而是要等待下一个生态周期，人类得以回到地球，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再领土化”。其次，鉴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一种双向的病态，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话说，资本主义本身就是精神分裂，它“周期性地在亢奋的狂热和萧条的败落之间波动”，在这环境中生存的人类也都进入了普遍的精神疾患，同时似乎对此又熟视无睹。费舍质问：“为什么人们能接受这么多的人——尤其是如此多的年轻人——都生病了？”[2]39换句话说，病症怎么就成了正常？而人们也从未想过，身体机能的失序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生理问题，它同样可能来自政治。最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不断地制造出大量的官僚主义。一个悖论性的现象是，声称最为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反而构造了更复杂臃肿的官僚主义形态，而扁平化、标准化、网格化的考核和量化方式便是重要的原因，这一点在公共机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环境恶化、精神健康、官僚主义三者交界之处，正是费舍所工作的场所——学校。在《反身性无能》（Reflexive Impotence）一文中，费舍从教师的角度观察到，很多学生处于一种“抑郁的快乐”（depressive hedonia）之中。他写道：“我所说的状态，与其说是在获得快乐上的无能，不如说更多的是在做追求快乐之外的一切事情上的无能。出于这种状况的人会觉得‘缺了什么’——但不理解这个神秘、确实的乐子只能在快乐原则之外获得。”[2]44追求快乐，但无法获得快乐，因为快乐的原则首先在于获取它的非目的性。因此当快乐本身成为一个可量化的指标时，人寻求快乐的行为事实上已经被宣告为无效。同时，学生身上表现出的紊乱，也是从福柯的“规训社会”到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后果，他们“搁浅”在囚犯和消费者之间的地狱边缘（limbo）。曾经的全景敞视监狱消失了，今日世界是一台需要“终身学习”才能不断“上岸”的永不停歇的跑步机。

对智力活动的疲惫和冷漠，以及对数据与指标的狂热同时充斥着校园。学校的另一端，则是官僚主义对于教育的伤害。无论是对教学效果的过程性考察、对教师的量化考核要求，还是个人绩效和分数的呈现，这些行为都让教学活动渐渐脱离了自身的目的，最终服务于其自身的表面化呈现——“不是直接比较绩效和产出，而是比较绩效和产出的审核再现”，工作的目的则“成为变成生成和美化再现出来的表象”[2]80，最终，“一切坚固的都化作公关”。在这里，费舍还不是在简单的景观社会的意义上开展批评活动，他的落脚点回到了对主体性的诊断。可以想象，这样的环境所要求的并不是知识的传递、德行的教化、品格的养成，而是一种新的人格、新的主体，因为生存的首要条件并不取决于个人的美德、责任心和能力，而是在于人们能够在多短的时间内迅速放下一些自己本应珍视的事物，去适应规则，去学会如何“更聪明而不是更努力地工作”[2]96。最终这一体制所喂养出来的学生和教师，最终都走向了教育的反面，投入数据和表象的构建，服务于图像、场景和符号。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些事物毫无意义，但依然心甘情愿地去做。

可见，在对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状况的判断上，费舍和齐泽克殊途同归，二者指认出从“表象背后不存在本质”到“表象背后不存在本质这一事实才是本质”这一历史性转变。正如齐泽克讲过的经典笑话——一个被怀疑偷窃的工人每晚离开工厂时，保安都无法从他身上搜出任何东西，他的手推车一直都是空的。而最后人们才明白，被偷的东西正是手推车本身。[3]区别在于，如果说齐泽克看重的是每日运送手推车如何成为所有人默认的事业的话，费舍则是对围绕手推车的款式、颜色、花纹所产生的狂热表示出不解和愤怒。

对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今天在学院里工作的人们简直再熟悉不过了。客观地说，在中国的现实中，费舍的批评也是有效的。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就业压力的增长，校园内外竞争的日益激烈，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非升即走”“大学高中化”“考研热”等话题，同样反映了相似的困境。一方面大学生正在被各种精细的量化考核所控制，被要求从入学第一日就精心规划自己的生活，在专注学业外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不能犯错误，方才可以保全未来升学的可能；另一方面则是学院内部的行政化，学者在教学科研的任务之外，疲于应付各种考核，他们越来越需要具备自我贩售的能力，才能结构性地获取一个可见的位置。或许与学院体制始终保持了一个若即若离的体面距离的费舍还是有资格去批评他的学生的，而在今天，清楚自己并没有什么资格去批评学生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是对很多人过高的期待了，而这当中很可能也包括了正在写作此文的自己。

03

在文化研究的废墟上写作

诚如亚历克斯·尼文所作的长篇书评所言：“《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发展了詹姆逊和齐泽克提出的论题，但它带有一种两者作品中都没有的原始情感力量。”[2]182这种情感力量是在费舍长期以来的文化浸染中形成、集聚的。几个经验性的片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来路。1989年4月15日，谢菲尔德希尔斯堡足球场即将上演利物浦队对阵诺丁汉森林队的足总杯半决赛。比赛当日，由于组织秩序混乱，在开场哨响后尚有将近5000名利物浦球迷未能入场，随后，维持秩序的警察在没有疏导的情况下打开了一侧的大门，庞大的人群同时涌入，瞬间造成了严重的踩踏。事故致使96名球迷丧生，但随后由于警方的掩盖和推诿，很长一段时间内，事件始终未能得到公正的裁决，直到2016年，英国高等法院方才裁定，是本地警方玩忽职守而导致意外发生。

时年21岁的费舍在现场见证了这场惨案。作为诺丁汉森林队的球迷，他在球场对面的看台目睹了事件的过程。[4]他在这可怕的事故中获得了预兆：世界就像一个卡夫卡式的、没有总机的呼叫中心，所有人看上去都在提供服务，但没有人会为发生的事情负责。在《没有电话总机》一文中，费舍将这种无中心感的体验进一步细化，在他看来，资本是无主体的东西，通过不断地把责任外包给消费者，最终让自己隐形，这几乎成为“后意识形态的命令”[2]117，或许可以套用丸山真男的话，整个资本主义秩序就是一个“无责任体系”。但同时，道德上的责任最终往往又由个体所承担，比如，环境保护的问题、市场中的个人道德表现等，资本不断地将风险和责任平摊、转嫁给个人，而当危机真正发生时，人们却发现制造危机的结构无力承担责任。这让人不禁联想到近年来文化领域新的道德主义话语的升腾，也许也和资本主义的这一根本机制相关：每个人都被一个更大的指令要求必须是道德的，但恰恰是这个贪得无厌的系统是最不道德的，这同样是“错误的生活无法活得正确”。

费舍身上有一种令人亲切的小镇青年气质，他个人成长期的情感结构和历史过程，他日后迁徙至大都市生活的经历，同样有效地呼应着读者的个人体验。费舍来自英格兰中部地区莱斯特郡的拉夫堡，他对流行文化、音乐、电影的品位，形成于英国公共电视、广播和音乐杂志的繁荣年代，得益于这一时期欧洲艺术电影、英国摇滚乐的迅速发展和传播。当然，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也来自某种深刻的匮乏，特别是那种因为时空距离而阻隔的文化中心城市对小镇青年的吸引力。而这些事物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衰退。所以费舍的文化旨趣，正是构造于新自由主义在英国崛起的历史转折剧变之时。“在更晚的年纪，书、唱片和电影还有没有可能再次对人产生像在14岁到17岁时那样的影响？”[2]157这样的发问是人们理解费舍作品的关键：与其说他关注的是新自由主义对世界造成的变化，不如说是它所带来的文化上的“不变”和凝滞。在17岁之后，费舍便难以看到对自己具有撼动性影响力的文化现象了。这样的发问，对笔者也是有效的，在互联网扫除一切物质和信息阻碍的今日，作为80后的人们同样会深刻地意识到，和当年的费舍一样，自己的音乐品位也早在14岁到17岁之时，被磁带、打口碟、音乐杂志附赠的光盘或是电驴、soulseek之类的早期互联网下载工具等媒介所深刻地形塑了，以至于日后对流行文化的持续关注，一半是出于文化生活的惯性，一半则更多地属于寻回当年那些兴奋感的无望尝试。

因此，费舍写作和研究，事实上仍然可以划属在已然式微的英国文化研究谱系之中。有人将他与霍尔进行了比较，他们一个来自牙买加的中产家庭，一个则是米德兰兹的工人阶级出身，都有比较强烈的局外人属性；同时，他们都在学院里进行过左翼思想的研究、传播和实践，在“新自由主义复辟的不同阶段工作”[2]150。但二人的区别也较为明显，如果说霍尔着眼于在历史变化中的身份、差异和表征的话，费舍则致力于在新兴的网络文化中观察文化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构造。这也是费舍和这些“传统的”学院文化研究者的最大不同。几乎在一开始，费舍的工作就是在互联网上持续展开的，他的个人博客“K-PUNK”完整地保留了他的所有作品，已然成为一处21世纪头十年欧美流行文化批评的赛博档案馆。对此，他的解释是：

我为什么要写博客？因为它似乎是一个空间——唯一的空间——在其中可以维持一种始于音乐报刊和艺术学院，但几乎已经消亡的话语……我和学院的关系一直很困难，我理解理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流行文化——在大学里被普遍地憎恶。与学院的大多数事务在实际上令人沮丧。

K来自加利福尼亚/《连线》杂志所捕获的“cyber”（控制论一词起源于希腊语 Kuber）的可能的替代……“朋克”（Punk）并不指代特定的音乐流派，而是在合法空间之外的交汇（confluence）。同人杂志比音乐更重要，因为它们允许并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传染性活动模式，这种活动破坏了对集中控制的需求……廉价且随时可用的声音制作软件、网络和博客的发展，意味着有了前所未有的朋克基础设施。现在缺少的只是一种意愿、一种信念，即在未经授权/合法化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可能与通过官方渠道产生的事情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5]

费舍将对于互联网所包孕的“未经授权”性、即时性、灵活性抱有强烈期待，将其看作一个可以自由地进行文化批评同时又作为朋克音乐/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兴场所。这种期待既是对互联网和博客等新鲜事物的强烈好奇，同时也和费舍在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攻读博士期间曾长期参与控制论文化研究小组（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的经历相关，这让他有效地“把反人文主义哲学和新兴的网络文化结合起来”[2]167。对费舍而言，网络持续地为他提供了和大众文化正面交锋、贴身肉搏的可能性。

费舍身上另一处隐微的文化研究痕迹是，在博士毕业后，费舍曾长期在伦敦东南部的奥平顿学院（Orpington College）任教，这座继续教育学院的学员大多为16岁到19岁的青年学生。尽管费舍在博客中不时流露出对学生的热情，但也正如在《反身性无能》一文中写的那样，他常常痛苦地看到学生在继续教育系统私有化的过程中变得茫然和懈怠。而这些继续教育机构本身也面对着更大的挑战，例如，不稳定岗位的增加、惩罚性的考核政策、教师的流动……凡此种种，都让这些边缘性的教育机构进一步工具化，成为“意识形态的训练营”或是“监禁的机构”[6]。而事实上，正是这些学校曾经为雷蒙德·威廉斯这样的学者提供了文化研究的源头活水。在那些数不清的“无产者之夜”里，工人身上所拥有的热情和活力，他们携带的“活生生的文化”，给予威廉斯历史的眼光，去重新考察文化和社会的血肉关联，由此来撼动密不透风的精英教育对文化解释权的支配。结论确实是沮丧的，费舍面对的不仅是新自由主义在文化领域铺下的帷幕，同样也面对着一座文化研究的废墟。

04

结语

如果说费舍的写作仍然有一些不足的话，或许只是在于，他所讨论的文本和现象除了电影之外，基本上只属于英国的范畴之内。[7]但反过来，这种充分调动生命经验的写作，本身也是十足“英国的”，对自我不断地叩问和追寻，这条绵长的脉络从经验主义到文化研究，一直延伸到“K-PUNK”的思考与实践。

最后有必要再次回到现实主义的问题。从现实主义（realism）诞生的那一天起（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话），人们普遍认为它的客观立场与科学与理性紧密关联。通过理性的实践，人们的再现活动完全可以从迷信中不断解放自身，达到一种真实的效果。所以现实主义自身“非神秘化”的因素，让人们接受再现世界的真实的同时，也不断挫败着“想象力对世界的凌驾”[8]。套用达伽默尔对启蒙运动的判断，似乎也可以说，现实主义“根本的偏见是对偏见本身的偏见”。而《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不断提醒人们的，正是现实主义自身的历史性，特别是当它与更加冰冷的工具理性、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后冷战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时，可以提供一种怎样的“现实感”。比无边的现实主义更现实的，是无边的资本主义，在遮蔽真实的同时，也将人们对乌托邦的想象力一并带走。

新的问题产生了：这种批评是否可能被理解为对一种神秘的、退行的、反现代性规划的呼唤？在费舍这里，他并未走向神秘，而是自始至终保留着鲜明的左翼主张。2017年，他畅想着一种为“酸性共产主义”（Acid Communism）的事物，可以通过“阶级意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意识的提高、迷幻意识、新的社会运动与共产主义计划的融合”，“日常生活的前所未有的审美化”，来重新连接个人与社会，恢复集体认同，重新思考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从而克服资本主义的困境。[9]可惜的是，这一概念及其背后的理想未能充分展开，抑郁症已经突兀地带走了这位年轻而痛苦的思想者。

注释：

[1]英文书名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没有其他替代性了吗？》（Capitalist Realism:Is There No Alternative?），中译本《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

[2][英]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M].王立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

[3][斯]斯拉沃热·齐泽克.面具与真相:拉康的七堂课[M].唐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31.

[4]Alex Niven.Mark Fisher,1968—2017.2017.1.19.https://jacobin.com/2017/01/mark-fisher-capitalist-realism-vampire-castle,2024-04-21.

[5]Mark Fisher.Why K? 2005.4.16.https://k-punk.org/why-k/，2024-04-21.

[6]Mark Fisher.Spectres of Marker and the Reality of the Third Way.2006.2.18.https://k-punk.org/spectres-of-marker-and-the-reality-of-the-third-way/，2024-04-21.

[7]马克·费舍对于电影的研究，见胡亮宇.“我生命中的幽灵”：马克·费舍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电影批评[J].当代电影，2024（1）：34-41.

[8][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M]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6.

[9]Mark Fisher.Acid Communism.https://purple.fr/magazine/the-future-issue-37-s-s-2022/acid-communism/,2024-04-21.

[本文为北京语言大学2024年中国学生教学单位教育教学改革项目（JXGG202402）的研究成果。]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4年06期。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中国图书评论”，感谢公众号“中国图书评论”和作者胡亮宇老师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莫伉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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